她们凭借知识培养出批判精神，能够发现婚姻中的问题与不平等，然而，却缺乏真正出走的勇气。从教育中汲取的独立意识与结构性困境产生了碰撞。一方面，她们在理性上明白，一段不健康的婚姻会消耗自身的情感与精力；另一方面，多年的婚姻生活与传统社会观念和结构难以被撼动，让她们在心理上难以迈出离婚这一步。
研究证实，传统性别分工正在成为婚姻满意度的“杀手”。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即便夫妻双方均为全职工作，在业女性工作日平均总劳动时间为649分钟，其中有酬劳动时间为495分钟；照料家庭成员和做饭/清洁/日常采购等家务劳动时间为154分钟，约为男性的2倍。
但有趣的是，性别平等的浪潮也带来可能新的矛盾。如果和丈夫约定“家务AA制”，结果因为谁倒垃圾这样的小事频繁争吵。看似平等的规则下，隐藏着更深层的矛盾：当女性不再满足于“被照顾”的角色，男性却还没学会真正的共情与分担，所谓的“平等”反而成了新的冲突导火索。这种现象印证了一个吊诡的现实：性别平等提升了婚姻质量的上限，却也让人们对婚姻的“容错率”变得更低。
加里·贝克尔1973年提出的家庭生产理论指出，婚姻的本质是一个生产单位，夫妻双方通过专业化分工实现效率最大化。在这一理论视角下，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具有经济合理性——当一方（通常是女方）在家庭生产中具有比较优势时，她专门从事家务劳动，而另一方则专注于市场劳动，这种分工能够最大化家庭的总产出和福利水平。贝克尔的理论解释了二十世纪大部分时期内婚姻模式的稳定性，也为离婚率的变化提供了视角：当分工带来的收益下降时，婚姻的稳定性相应减弱。
然而，贝克尔模型的基本假设在当代社会面临挑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女性人力资本提升、家庭生产价值下降以及婚姻收益来源的转变。随着女性教育水平和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专职从事家务劳动的“影子价格”急剧上升——即女性放弃职业发展机会的成本越来越高，婚姻作为“经济联盟”的吸引力自然下降。
其一，想象一下，上世纪70年代，一个大学学历女性如果辞职做全职太太，她放弃的可能是普通文员工资；但今天同样选择的代价可能是放弃年薪几十万的高管职位。这就是理论没预料到的：
其二，家务劳动“不划算”了。国家统计局在2024年发布的第三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显示，2022年全国家务劳动参与者日均时间为1小时59分钟，较2018年（2小时27分钟）减少28分钟，原因离不开洗碗机、扫地机器人等科技产品让大家"解放双手"。并且，一线城市里的双职工家庭有相当一部分人群可以覆盖家庭育儿嫂或者保洁支出，相当于将服务外包。最后是外卖和预制菜普及后，“会做饭”不再是婚姻必备技能。这三个转变攻击了传统婚姻的经济基础：女性越优秀，传统分工的代价越大；家务越便利，专门有人做家务的必要性越低；精神需求越高，纯粹功能性的婚姻越难维持。
这一转变在个体主义文化盛行的西方国家尤为明显，但在东亚社会却遭遇了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的激烈冲突。中国社会呈现出独特的"高稳定、低质量"婚姻模式，许多夫妻尽管关系紧张却选择维持形式上的婚姻，原因之一是集体主义文化对个人需求产生一定压制。这种矛盾状态在法律领域也有所体现，香港大学贺欣教授的研究发现，中国法院系统存在“第一次诉讼基本判不离”的潜规则，通过程序障碍人为维持婚姻的形式稳定。